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發布于:2019-06-05 09:09:00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要求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此,從中央到地方,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不斷深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重要成果。

 為什么要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去幾年內中國有了哪些改變?未來要怎么看?日前,《金融時報》記者就此類問題專訪了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

 《金融時報》記者:早在2012年11月,您就發布了《新供給主義宣言》,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明確提出供給側改革的主張。當時是什么現象觸發了您提出這一思路?

 滕泰:當時提出這一改革思路的經濟背景是,中國經濟供給結構老化的矛盾已經逐步顯現,繼續依賴需求側刺激來維持經濟增長,不但刺激效果遞減,甚至有可能加重供給結構老化的矛盾。因此,必須通過供給側改革來挖掘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紅利”。

 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擴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及時出臺經濟刺激計劃,拉動中國經濟實現“V”型反轉,并于2010年一季度創出12.20%的GDP季度增速高點,之后GDP增速開始逐步降低,其間在2011年一季度曾經出現過止跌反彈的跡象,但勢頭未能延續,到2012年末GDP季度增速已經降至8.1%,并有可能繼續延續下行趨勢。

 通過深入研究,我們當時就判斷這一輪經濟增速下行不同于以往:當時中國經濟供給結構占據主要部分的是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大宗商品和汽車、傳統家電等工業品以及迅速增長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項目。在遭遇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時,用大量的基礎設施和產業投資項目對沖外部需求的斷崖式下跌,確保中國經濟沒有出現失速風險。但與此同時,也將中國經濟原本已經趨于成熟的供給結構進一步推向老化階段。

 如何推動供給結構實現更新?一方面,在價格—利潤信號的作用下,逐步降低的產品價格和不斷抬升的要素成本,引導要素逐步退出老化供給,使得過剩產能得到自然化解;另一方面,在企業家的創新作用下,要素被重新組合產生新供給,新供給需求創造能力更強,往往表現為價格和需求量同步上升,逐步吸引要素流入新供給相關領域,供給結構由此得到更新。

 我們還發現,中國經濟的供給結構遲遲不能更新的原因,就是要素和產品的供給約束。一方面,中國經濟中還存在一定的計劃經濟殘留因素,阻礙了要素供給和產品供給;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也形成了高融資成本、高土地成本、高勞動成本、高稅收成本等新的供給約束,也阻礙了老化供給的退出和新供給的形成。在存在大量供給約束的情況下,僅從需求側進行刺激,作用不但越來越小,還會使供給結構老化更加嚴重。

 在這些思考的基礎上,我于2012年底發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希望更多人從供給側、從財富源泉的層次看到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

 我們相信,只要能夠盡快通過供給側改革,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動供給結構升級,中國經濟仍然可以保持持續增長。

 《金融時報》記者:那么,從提出新供給宣言后,過去幾年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直是重要的國家戰略。情況是否出現了好轉?

 滕泰: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認為,這是抓住了中國經濟主要矛盾的正確決策。

 幾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不斷深化,措施越來越精準。

 從效果來看,與2012年提出供給側改革的思路時相比,減稅降費有了實質性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明顯進展,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不斷增強,新舊動能轉換持續發力,新供給占比有了一定的提升,供給結構升級有一定成效。

 從減稅降費的效果來看, 2018年減稅降費規模約1.3萬億元,在此基礎上,2019年還將有更大規模的減稅和更為明顯的降費。

 從“放管服”改革的效果看,分若干批次下放、簡化和取消了一大批不必要的審批證明和繁瑣手續,普遍推行了“互聯網+政務”服務 “多證合一、一照一碼”等利企便民舉措,有效降低了企業、群眾辦事成本,優化了營商辦事環境。

 從新舊動能轉換的進展看,國民經濟的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快速增長,2019年一季度服務業占比達到57.3%,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61.3%。其中,戰略性新興服務業快速發展,營業收入比上年增長14.6%,增速快于全部規模以上服務業3.2個百分點;文化產業、信息產業、知識產業、高端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發展迅速。2019年一季度,在文化及相關產業9個行業中,新聞信息服務(20.9%)、文化投資運營(13.3%)、創意設計服務(12.5%)、文化傳播渠道(11.5%)和內容創作生產(10.1%)等行業增速超過10%。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2018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25.4%,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18.4%,比上年提高3.4個百分點。

 制造業占比穩步下降, 2019年一季度占比為29.3%。與此同時,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快速發展,2018年,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8.9%,增速快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2.7個百分點;新能源汽車、智能電視產量分別比上年增長66.2%和17.7%。

 此外,鋼鐵、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的部分過剩產能退出市場,一些“僵尸企業”得到治理,傳統行業的行業集中度開始提高,供給結構有所改善。

 但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行以來的幾年間,也存在很多問題值得重視。主要是從整體經濟來看,個別階段行政性干預市場的措施有所增加,弱化了部分領域的市場競爭。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以及加強環保監管的過程中,存在相當程度的行政措施干預過度的現象。這一方面在短期內造成部分上游行業供給失衡,原材料價格猛漲,加大了下游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供給成本,影響了市場微觀主體的正常經營,削弱了轉型動力;另一方面偏離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則,對真正“刀刃向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形成了干擾。

 同時,還要看到,要素市場的改革步伐比較滯后,土地市場、資金市場、人才市場、技術市場還存在較多的供給抑制,供給結構不合理,要素價格有上升趨勢。

 《金融時報》記者:您認為,下一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力點在哪里?

 滕泰:從學術角度來看,下一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在以下三個方面重點發力。

 第一個應當發力的方向是鼓勵創新,促進新供給不斷涌現,創造更多新需求,推動供給結構升級。中國經濟長期承壓的根本矛盾在于供給結構老化,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深層次問題。目前通過前期的一系列政策,老化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退出,氫能、5G、人工智能等新供給、新動能正在逐步孕育發展,部分產業已經進入爆發前夕。應當繼續深化減稅降費改革,推動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促進新供給盡快成為經濟的主導力量。

 第二個應當發力的方向是深化“放管服”改革,進一步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市場競爭,激發微觀活力。隨著中國逐步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往通過“基礎設施+產業政策+招商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效力正在遞減,更需要激發企業的活力,通過市場的力量在新經濟領域不斷試錯創新。營商環境建設和改革是對政府經濟管理方式的一次深刻變革,要求政府真正從管理轉向服務,實質性降低企業承擔的各種稅負,實質性解除企業受到的各種不合理的行政性束縛,實質性改善當地的金融環境、技術環境、人才環境、文化環境和生活環境,讓企業家的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

 第三個應當發力的方向是要素市場改革。一方面,創造新人口紅利;另一方面,激發土地新紅利。同時,還要深化金融領域供給側改革,挖掘金融新紅利。

 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化改革方面也要解放思想,挖掘新的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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