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普惠金融方略
發布于:2019-06-13 15:50:34

 當前,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普惠金融的持續發展則是檢驗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標志。但是,基于普惠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價值目標沖突及“金融向利”本性的制約,普惠金融發展一直難度較大。針對這一問題,上聯智庫首席經濟學家、南京財經大學江蘇創新發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陸岷峰認為,傳統做法更多從普惠金融服務需求方入手找解決方案,雖然有成效但缺持續性,現在需要著力金融供給方結構性改革,優化供給體制,重點圍繞小微金融、鄉村金融、扶貧金融等普惠金融三大核心領域中的難點、痛點問題給予有效解決,以構建普惠金融長效發展機制。

 普惠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問題與整體思路

 《金融時報》記者:普惠金融一直以來都備受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普惠金融服務和保障體系并逐漸進行完善,但普惠金融還存在供給不充分、不平衡的多重矛盾,您認為其主要問題集中在哪些方面?其原因又是什么?

 陸岷峰:我認為普惠金融的供給側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供給不足,導致弱勢群體金融享有權及獲得感不足。普惠金融主要用戶群體為小微企業、城鎮低收入人群、“三農”及偏遠貧困地區人群等長尾弱勢群體。這類弱勢群體存在信用基礎薄弱、信用風險水平偏高、償債能力偏小等共性特征。而金融機構作為商業性企業,以風險、收益、成本等綜合要素作為服務的基礎,這就導致了金融機構優先服務風險小、收益高、成本低的優質用戶群體,而針對于弱勢群體服務時明顯存在服務動力不足、服務機構偏少、服務體量偏小等問題,使得弱勢群體金融享有權及獲得感長期得不到滿足。二是資金逆流,使得資金供給配置出現市場失靈。在完全市場化經濟條件下,社會資金的優化配置完全取決于市場作用。而普惠金融的持續發展需兼顧政策性與商業性之間的平衡,過于強調政策性或過于強調商業性都會導致市場失靈。普惠金融用戶自有資金儲蓄少、融資需求大、信用風險高,而金融機構作為資金配置主體,普惠金融用戶的自有儲蓄資金將會被優先配置到具有高盈利點的大項目上,這就形成了信貸規模并不和儲蓄規模相匹配,資金出現逆向流動現象。三是做大放小,引致普惠供給出現“擠出效應”。商業銀行對大型企業和小微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型企業所帶來的邊際利潤遠高于小微企業,通常偏好給大型企業貸款大額資金,而從主觀上并不愿意給貸款資金較小的普惠金融長尾用戶提供服務,從而擠出了普惠金融的市場空間。市場化改革方向沒有錯,但唯市場化,唯利潤化的目標并不可取。

 至于這些問題存在的原因,我認為主要在于:首先,利益導向過重。規模導向、利益導向過度導致商業銀行成為只關心掙錢的機器。在現有的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對利潤率、資產規模等過度關注,這種利益導向本身沒有錯,商業銀行是盈利性機構,追求利潤、追求資產規模都無可非議,但是中國的商業銀行還承擔著支持實體經濟、服務廣大企業,促進經濟發展的社會責任。其次,結構性供給不足。當前城市地區的金融資源供給比較充分,所有的金融機構總部全部設立在城市地區,很多一二線城市甚至都提出建設世界金融中心或者區域金融中心的口號,但是過度集中的金融資源,忽視對落后地區、基層、廣大中西部地區企業金融的服務,很多區域金融資源嚴重不足,導致企業被迫尋求高利貸等民間借貸的金融支持。最后,商業模式落后。以銀行業為代表的普惠金融供給主體在對普惠金融弱勢群體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沿襲傳統的商業性模式,實行“網點+人海”戰術,注重傳統粗放式的抵押擔保思維進行風險管控,既無法實現規模效益以降低邊際成本,又缺乏對普惠用戶潛在風險的精準評估和前瞻性預測,使得不良出現“雙升”,從而形成普惠金融業務的風險和收益不相匹配。

 《金融時報》記者:針對上述現實問題,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普惠金融發展應有一個怎樣的整體思路?

 陸岷峰:我的建議是:其一,強化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金融機構要堅持金融向善的原則,要有更高的金融政治站位、歷史擔當,不能辦成只掙錢無感情的機器,否則,這不是社會主義的金融機構。市場化的金融機構是以盈利為目標,但是金融也必須向善,當金融的盈利性和向善性相沖突出時,必須尋找二者之間的平衡。其二,實施差別化金融政策。在地區上,金融機構應該向欠發達地區的企業進行信貸傾斜,加大信貸資源的投放力度,滿足長尾客戶群的金融需求。在行業上,金融機構要加強向高科技企業提供金融支持力度,減少對于資源消耗型、污染嚴重、低附加值的企業的金融支持。在企業方面,應該提高讓利力度,向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提供支持,防止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其三,加大金融技術的研發與運用。金融科技的發展可以使得金融機構從普惠群體找到合理的盈利模式,大數據可以幫助金融機構精準獲客、精準營銷,物聯網技術可以幫助中小微企業進行動產融資,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建立批量化、流程化、工廠化的信貸模式。其四,優化金融機構的布局與延伸。金融機構對于金融資源供給嚴重不足的地區應該延伸服務鏈條,對于互聯網發展較慢的地區應該下沉金融服務,對于貸款審批權要進行合理的下沉與上收機制改革,不能全部收歸總行,總行部門流程規則比較嚴格,反應較慢。其五,大力發展中小微型金融機構。中小微型金融機構在服務本地區的中小微企業更具地緣和人緣優勢。政府應該出臺支持中小微企業金融機構的發展政策,比如允許中小微企業金融機構以低利率從大型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放寬負債率上線、核心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限制,引導其發展普惠金融。其六,倡導發展共享金融。共享金融首先應該明確發展目標,規劃好未來三五年的發展定位,支持哪些金融機構大力發展共享金融;其次在區域內建立綜合化共享金融綜合服務平臺,整合多方數據資源以及各種金融產品,給中小微企業提供多種可選擇的金融產品。

 普惠金融三大核心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金融時報》記者:小微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重要支撐作用,對我國就業、創新、稅收、GDP具有較大貢獻。作為普惠金融在服務小微企業領域的重要內容,金融供給側結構性缺陷導致小微金融社會資金的供需不完全匹配,引發小微企業融資難題。對此,應當如何解決?

 陸岷峰:小微企業融資供給剛性缺口大、供給渠道單一、融資負擔成本偏高的原因在于小微企業融資的信用評級低、獲得金融機構信貸審批周期長、融資擔保難。為此,需要解決好以下問題:

 第一,增加小微企業資金精準供給。一是大型金融機構業務下沉。加快釋放大型銀行在小微金融模塊的政策動力,主動下沉業務重心,將服務網絡向金融薄弱地區延伸;二是增加中小型金融機構數量。中小銀行應發揮地域優勢,構建具有針對性的小微金融服務體系,增加個性化的小微企業融資供給;三是明確對小微金融業務的考核指標體系。針對不同金融機構,實施差異化考核機制,放寬對不良貸款率的包容度,推行授信盡職免責制度,并將小微金融考核與關鍵責任人的提拔任用機制相關聯。

 第二,實行科學風險定價。一方面,合理降低中間成本。金融機構可通過加強銀企直聯建設,放寬對小微企業擔保資產的限制,準入門檻較高等困境,降低貸款擔保所產生的各項中間費用。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應引入數據定價模型,采取差別化的利率政策,實現精準定價、科學定價。銀行價格管理部門還應實時關注價格走勢,及時調整定價方案。

 第三,大力發展金融科技。一是革新運營模式。借助大數據技術及線上化平臺,通過區塊鏈技術確保信息透明度,實現對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的自動化審核、放款、催收等流程。二是創新產品體系。可借助物聯網技術提升動產融資在小微企業融資產品體系中所占的份額,并結合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技術實現產品流程化、批量化、標準化生產。三是推進精準營銷。利用大數據技術形成用戶畫像,預測目標客戶的融資需求,實現自動化精準營銷。四是完善風控機制,通過大數據建立風控模型預測目標客戶的違約概率,跟進客戶的還款狀況和風險預警。

 第四,深化小微企業信貸管理體制改革。一方面要實行分級分類授權審批。細分各分支機構的信貸經營管理等級,下放貸款業務權限,由上級審核下級對考核指標的執行狀況,據審核結果實時調整管理等級,并實行盡職免責管理,激發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貸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設立信貸自動化審批機制。以標準化、流程化、批量化的產品體系為基礎,量化信貸審核指標,實現以數據分析、風控模型、信貸策略為主的自動化審批流程,擴大信用貸款在長尾市場的使用范圍。

 第五,建立多元化的小微企業融資渠道體系。一方面完善權益性融資渠道。發揮科創板為科技創新型小微企業提供了新的直接融資渠道功能。出臺注冊制,允許高科技虧損企業上市的規定,降低小微企業的上市門檻。另一方面優化債務性融資方式。發揮銀行貸款具有低成本優勢,做好小微企業最優的融資渠道服務。激發小額貸款與網絡貸款在滿足小微企業的效率優勢。

 《金融時報》記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為新時代“三農”提供了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必將給我國“三農”發展帶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作為普惠金融在服務“三農”領域的重要內容,當前鄉村金融供給的問題如何解決?

 陸岷峰:鄉村金融供給總量不足、結構失衡、成本普遍偏高的原因在于鄉村金融機構偏離本源,定位不清晰;金融創新能力不足,服務手段單一;鄉村金融基礎薄弱,生態系統畸形。因此,充分借助于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更多金融資源優化配置到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是鄉村金融服務新時代“三農”的主要路徑。具體而言:

 一是大力發展鄉村持牌微型金融機構。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鼓勵鄉村大規模設立鄉村持牌微型金融機構,在強監管、嚴監管的前提下,宜應設盡設,能批則批,重點大量發展如鄉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小貸公司等鄉村微型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強化鄉村持牌金融機構金融服務縱深化。

 二是大力優化鄉村金融供給機構的布局。進一步強化大型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事業部對鄉村振興領域的布局力度,強化鄉村金融服務方式創新,減少對鄉村貸款資金來源限制。放開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法人總體數量限制,完善村鎮銀行機構布局和功能,要確保鄉村地區分支機構和金融資源保有量。

 三是大力搭建互聯網線上服務平臺。相關電商平臺利用自身信息資源、物流和渠道優勢,滲透到農村金融市場,以其成熟的體系廣泛開展綜合性的金融服務,此外涉農互聯網線上服務平臺可與金融機構開展合作,建立以互聯網線上服務平臺為核心的鄉村金融服務體系。

 四是大力創新鄉村金融產品供給。根據市場化和發展多元化導向量身定制創新與農業相關服務模式和產品,創新開展農業設施、設備抵押貸款和生產訂單融資,加快建立和完善符合鄉村經濟發展需求的金融產品體系。

 五是大力推進鄉村直接金融供給。加大對涉農企業發行上市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債券發行和資產重構的政策包容性,加快構建農產品大宗商品市場,提高涉農企業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繼續放寬農村其他股票市場準入政策,完善差別式普惠金融支持模式,探索直接金融支持鄉村發展的支撐面和發力點,提高資本市場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擴大鄉村振興金融服務手段和方式。

 此外,在規范引導鄉村民間借貸供給、完善農業保險供給體系、建立鄉村金融政策供給體系等方面也需予以加強。

 《金融時報》記者:近年來,金融各部門對扶貧金融不斷深化認識,在金融扶貧的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但因缺乏對扶貧金融的正確認識和科學定位,供給的有效供給明顯不足,供給的質和量與扶貧金融需求還不匹配。那么,如何才能找到適合扶貧金融工程的供給側改革路徑?

 陸岷峰:扶貧金融的供給源動力不足、扶貧金融的供給主體偏少、供給產融脫節、供給方式落后、供給活力不強,這些問題背后的原因在于扶貧金融與商業銀行之間存在價值理念沖突、業務模式沖突、競爭態勢沖突。為此,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其一,堅持政治統領,提升扶貧金融供給源動力。扶貧金融是金融工作與政治任務的結合體。一方面,堅持黨的領導,把金融助推精準脫貧攻堅作為整個金融系統的重要使命。金融機構要貫徹落實好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處理好金融工作與政治任務的平衡關系,從思想上提升扶貧金融的政治高度。另一方面,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金融機構要把扶貧金融作為重要履行責任,通過積極圍繞農村貧困地區和人民踐行普惠金融工程,發揮更大的社會責任和擔當。

 其二,豐富供給主體,促進扶貧金融供給主體多元化。一是推動大中型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設立扶貧金融事業部,實行專人專崗差異化考核落實好扶貧金融政策和業務落地;二是鼓勵中小微金融機構下沉金融服務鏈條,重點圍繞當地特色扶貧產業開發設計特色化的鄉村金融產品,提升金融服務的供給效率;三是加快出臺《放貸人條例》,規范和引導合法的民間資本有效有序對扶貧金融供給進行有益補充。

 其三,以產業為造血載體,實現扶貧產融有機融合。首先,要因時因地制宜制定地方特色扶貧產業培育計劃,以地方特色資源稟賦為基礎,打通特色產業鏈條;其次,要圍繞各地特色扶貧產業量身定制一整套金融產品服務,按照產業特征和地方稟賦條件創新拓寬特色化的抵質押金融產品;然后,增強對扶貧地區的人才“扶智”,通過農業專家加強對地方農民的技能培養;最后,地方政府要制定扶貧產業相關的配套政策措施,包括產業財稅減免政策、農民創新創業基金、道路交通基礎設施、商貿物流資源等。

 其四,借助金融科技,迭代扶貧金融的供給方式。一是培育貧困地區用戶熟練使用手機銀行、直銷銀行、微信銀行等金融行為習慣,積累用戶金融行為信息和金融業務知識;二是借助以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最新技術對扶貧項目生產交易環節進行數字化智能改造升級,通過線上渠道及時了解和掌握扶貧項目的生產經營狀況和潛在業務風險;三是建立扶貧金融數據庫進行名單制管理,以互聯網貸款為主要供給方式對白名單中的扶貧用戶進行精準高效服務。

 其五,加強多部門聯動,增強扶貧金融的供給活力。首先,財政部門要提高財政資金的運作效率,明確“扶貧”資金投入責任,通過多種方式與其他類型金融機構合作;其次,保險機構要充分發揮在扶貧金融風險領域的保障功能,通過定制化保險險種產品提高對扶貧產業、扶貧項目、扶貧農戶等保險保障水平;再次,擔保機構要強化擔保融資增信的特殊功能,緩解其他金融機構在業務開拓過程中的擔保難問題;最后,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服務過程中加強與財政、保險、擔保等機構聯合設計金融產品和服務,平衡好扶貧業務拓展與扶貧風險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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